@禹州人！老老余讲党史故事之三丨不要冷落了英灵——怀念陈少敏大姐 ... ... - 禹州生活

文图：余世诚

1994年清明节后，我在北京寓所突然接到中共山东寿光县委来京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受县委领导的委托，刚到八宝山革命烈士灵堂为陈少敏举行了祭奠，“特向你报告一下，并表示感谢！”

接到这个电话，使我很为激动。

那还是在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候补委员98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打倒”或受审查，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委员19人，不足半数。临时只得突击“解放”几名中央委员，凑够稍稍超过半数，以求合法。

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全会。当会议在高压下讨论和通过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时，50名到会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人保持了沉默，没有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表决时，面对那一片终将为历史所嘲弄的刷刷举起的手臂，陈少敏故意伏案，双手紧抱，让点票人明白无误地记下这唯一的否决票。

会后，康生气汹汹地追问：“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冷冷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康生一伙恼羞成怒，把陈少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不久，她被赶出北京，送到河南罗山劳动。

陈少敏珍贵而真实的一票，虽然没能阻止错误决议的通过，但却作为独一无二的个案，打破了“文革”中惯用的所谓“一致通过”的虚假舆论。胡耀邦总书记曾赞扬陈少敏这庄严高贵的一票，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陈少敏，1902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13岁离家赴青岛纱厂当童工，1927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1930年，她和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任国桢一起在青岛领导工人运动，因被当局通辑，遂秘密调赴中共北方局，在京津一代从事地下工作。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相爱结为夫妻。1931年10月，任国桢在太原被捕牺牲。已怀身孕的陈少敏，强忍悲痛，拖着沉重的身子，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不久，她生下了一名女婴，送回寿光老家抚养，陈少敏又返回了岗位。可是，不到半年，女儿因病夭折了。

这位年仅30岁的女共产党员，从此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938年5月，党派陈少敏抵河南，先后担任中共洛阳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原局敌后挺进大队政治委员、鄂中区党委书记、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组织部长。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1938年到1949年的11年间，陈少敏是在河南度过的，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人之一。

这位从农村姑娘、普通女工成长起来的女将军，以其赫赫战功和平易家常的作风，赢得了河南人民的尊敬和喜爱。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女将军的动人故事：

1938年10月23日，陈少敏亲率部队在京汉路的双河车站袭击日寇军用列车，击毙和俘虏大批敌人，夺得了满车军火和军用物资。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高潮，陈少敏率部在两河口一举全歼了包刚为指挥的国民党反共部队；6月，又歼顽固军“暂一师”，以斗争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这位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将军，在老百姓和同志们中间，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姐。有谁叫她首长时，她马上就沉下脸，说：“我是脚掌，不是手掌”。所以，大家都叫她“陈大脚”。她常给同志们讲：“政者不爱庶民，必失其本；军不爱民，则如鱼脱水”。

1941年河南大旱，这位边区党委书记赤着脚，绾着裤腿，和战士们一起踏水车，挖渠道，帮助农民抗旱。她没有家室，没有子女，但她视同志却胜似家人。她的警卫员在战斗中负伤，她亲自策马前去搭救。一次，打了胜仗归来，群众送来鲜鱼慰劳，可是她只吃了一块鱼头，其余都分给了战士。炊事员不忍，又偷着给她留了一块鱼脊。陈大姐得知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炊事员，并指令把这块鱼留给开会未归的参谋长。

建国后，身经百战的陈少敏奉调北京，历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历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委员。

“文革”中，这位曾在中原大地叱咤风云的女将军，因那弥足珍贵的否决票而被“扫地出门”，回到河南却已是心力交瘁、半身不遂的老人了。“9·13”事件后，陈大姐回到北京，她为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而高兴，但又为江青反党集团的猖獗而忧虑。她对老战友说：“党内还会出现狂风暴雨”，“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千万不能犯软骨病！”

她终于又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严重的病魔很快于1977年12月14日夺走了她的生命。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了陈少敏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灵堂。

1994年元旦过后不久，本文作者在北京《老年报》读到一篇《八宝山麓名流魂》的报导，文称：烈士灵堂管理人员向记者介绍到放在这里的名流们的骨灰盒，讲到陈少敏时很感慨地说，“最寂寞的就数她了，她逝世这么多年，从未见谁给她献过一束花……”

我们知道，陈大姐身后确实没有留下直系亲属。从1932年她的丈夫、女儿相继牺牲、夭折之后，她就一直以党为家。于是，我在激动中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呈寄刘少奇同志的夫人、全国政协委员王光美，向她报告陈大姐骨灰受冷落的情况，希望她能派其子女到八宝山为陈大姐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不忘陈大姐在关键时刻对少奇同志那极其珍贵的一票；一封函寄中共寿光县委书记，请他或其他寿光同志来京时，到八宝山悼念一下，以表示故乡人民对这位先烈的怀念。

我甚至建议寿光县委能否请示一下有关部门，把陈大姐的骨灰接回寿光安葬。寿光县是中共在农村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寿光一马当先，又成为全国著名的蔬菜市场，走在奔“小康”的前列。把陈大姐的骨灰接回故乡，对故乡的革命传统教育和两个文明建设，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现在，寿光县委的同志来了，陈少敏大姐的忠魂该不再寂寞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可是，明年和以后的清明节呢？我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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